20、裸体俑
.西汉
高59厘米
1990年陕西省咸阳市近郊出土
裸体俑为男性，红陶烧制，陶质坚硬，出土时无臂。肩部截面呈圆形，中有一圆孔，横向穿过胸腔。躯体各部位合乎解剖比例，阳物、肚脐、窍孔具备。俑体呈橙红色，左足底阴刻“左车”二字。《孙膑兵法》“车骑与战者，分以为三，一在于右，一在于左，一在于后……”刻文表明该俑身份为车兵。
裸体俑的风格具有某些荆楚俑类的神韵，并仿照荆楚地区木俑的作法，身体与头部先用模合制，在双肩处安装木臂，木臂可以自由活动，俑身著衣，然后对衣饰、铠甲、面部等进行细部加工。俑的大体形制一致，但面貌又不相同，统一中有变化，摆脱了呆板之感。由于埋在地下时间太长，衣服已腐烂，所以变成了裸体俑。
21、彩绘陶马
西汉
高55厘米，长57厘米
陕西省兴平市茂陵附近出土
马通身施绛红色彩，绘有鞍鞘和辔头，双耳竖立，马尾翘卷。胸脯宽阔，颈部颀长，臀部圆而丰满，显得矫健雄壮。
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军事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汉初，匈奴靠强大的骑兵对汉朝进行骚扰和侵袭，而汉朝因自秦末以来连年争战，人力、物力资源匮乏，在与匈奴的交往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。为了摆脱匈奴骑兵的连年袭扰，改变汉初以来依靠"和亲"来换取短暂和平的劣势，建立精锐的骑兵部队就显得尤为迫切。汉武帝时期，为进一步改善骑兵部队所需马匹的品种，出现了到西城求寻“天马”、“西极马”、“胭脂马”等优良马种的举措，这些名马深得汉武帝的喜爱，《史记·乐书》称“武帝伐大宛，得千里马，名蒲梢。作歌曰∶天马来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。承灵威兮降外国，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据考证，今天*疆新**的伊犁马就是昔日“天马”的后代。
汉代陶马的塑造借鉴了秦代陶俑的塑造手法，与秦兵马俑中的陶马相比较，就可以看出两者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传承关系，这说明“汉承秦制”不仅是在政治上，在艺术上也多有继承。
22、彩绘持盾步兵俑
西汉
高48厘米
1965年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汉墓出土
武士俑头包发巾，系红色抹额，巾带沿两颊垂至颏下系结。身穿红色至膝短襦，外披黑色铠甲及披膊，腿扎行縢。左手持盾，盾面为红底黑色几何纹彩绘。右手半握拳上举，原似持长柄兵器，神态显得十分威武。
俑手中所持的盾，也称干、牌等，是古代战争中重要的防护装备。盾不仅用于实战，还是重要的礼仪用器及舞蹈道具。周代礼乐制度中有“六舞”，其中表现周武王伐纣的舞蹈《大武》是武舞，舞者手执朱干（盾）、玉戚等兵器表现战争场面。一般的盾长不过3尺，多为长方形或梯形，也有圆形的，背面有握持把手多由木、藤、竹制作，有的蒙以生牛皮；表面涂漆，并绘有龙虎、神怪、鸟兽花纹等。大型的盾又称旁牌，作战时可以连锁排列，形成一条防线。
从目前出土实物来看，西汉时常见的盾与战国、秦代的盾区别不大。此俑所持的盾与秦始皇陵铜车马坑中出土的青铜盾造型就极为相似。
23、抱盾立俑
西汉
高74厘米
1985年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唐家村出土
此俑出土于唐家村汉代制陶作坊遗址。俑戴长冠，著深衣，双手笼于袖中抱盾而立。冠后长板上刻有“丑”、“弟卖”等字。
盾通“楣”，又称“干”，后来亦称“牌”，《周礼·司兵》中记载周代已有五种盾。士卒用手执盾，近可以遮挡敌人刀剑的砍杀，远则可防御弓矢弩石的攻击。
原始的盾较简陋，多用木、皮、藤条制造。河南省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盾牌，呈上缘略窄于下缘的梯形，盾面绘有虎纹等图案。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的盾牌，也常是这种近于长方形的梯形，盾面多为皮质，常嵌有青铜铸造的盾饰，盾饰多呈变形的兽面、人面状或大的圆铜泡，主要用以加强盾的防护效能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木盾躲漆，顶部作弧形，表面绘有精美的图案花纹。秦汉时期，除沿用商周时期的长方形皮、木盾牌以外，还有铁制的盾。《史记·樊哙传》中记载樊哙在鸿门宴上护卫刘邦时，就手持铁盾。但铁盾的使用并不普遍。西汉时常见的盾与战国盾区别不大，盾面上有一竖棱，名为盾瓦，此俑所抱之盾即带盾瓦。
24、说唱俑
西汉
高7.5厘米
西安市郊区出土
陶俑头大身长，四肢短小，巾裹椎髻，穿无领短袖短褐，衣襟系带右手指天，面颊微扬，蹙眉闭目，厚唇微张，似乎正在说唱。
汉代盛行“百戏”表演，“百戏”所包含的范围极广，其中就有说唱、滑稽表演等。这种表演深受当时社会各阶层观众喜爱，《盐铁论》中就有民间好“百戏”，用“倡优奇变之乐”、“戏倡舞象”招待客人取乐的记载，甚至办丧事也有“歌舞俳优”表演。《平乐观赋》说“侏儒巨人，戏谑为偶。”侏儒即是俳优，他们以诙谐的动作、幽默的四言、六言对偶辞句调笑说唱。沈钦韩《汉书疏证》“侏儒有俳辞，使其导舞，人人自歌之。”唱词中有诸如“马无悬蹄，牛无上齿，骆驼无角，奋迅两耳”等。陕西、河南、四川等地出土的大量汉代陶俑中，说唱俑屡见不鲜，就足以证明滑稽说唱这种艺术形式在两汉的兴盛。
这件陶俑十分注重神态的刻画，人物朴拙敦厚，塑造手法娴熟，是研究汉代俳优及雕塑艺术的宝贵资料。
25、彩绘百戏俑（三人）
西汉高19——20厘米
西安市西郊出土
此组百戏俑由三个正在歌舞的陶俑组成。中间一人头梳椎髻，上身裸露，两臂前伸，下身着宽口长裤，身体略向右倾，张口吐舌，扮相滑稽；左右两人头戴喷，穿宽袖长袍，均作舞蹈状。居左者头向左扭，双臂伸张，右腿前跨，左腿后伸，整个上身向后倾仰，居右者左手叉腰，右手上举，左腿直立，右腿前迈，袍裾飞扬。
汉代是我国乐舞、杂技等“百戏”艺术空前发展的时期。《史记》记载高祖刘邦回家乡与父老乡亲宴饮，酒酣耳热时击筑（古代一种击弦乐器。左手握一端，右手执竹尺击弦发声，筑有5、12、13弦之分）起舞，一边跳舞，一边唱《大风歌》，并叫在场的儿童跟他一起合唱。乐舞艺术在民间广为传播的同时，国家乐舞管理机构————乐府也搜集了大量的“赵、越、秦、楚之歌”以及黄河与长江流域各地的民歌进行加工提高和演出，这对促进“百戏”的繁荣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。经过“文景之治”，到汉武帝时，天下殷富，人民生活安定，这为“百戏”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人们不但喜欢观看“百戏”乐舞表演，而且在闲暇时也自娱自乐。司马迁外孙杨恽在《报会宗书》中谈到普通百姓生活时说∶“田家作苦，岁时伏腊，烹羊烝羔，斗酒自劳，家本秦也，能为秦声。妇，赵女也，雅善古瑟。奴婢歌者数人，酒后耳热，仰天拊缶，而呼乌乌。”而达官显贵几乎宴宴都有歌舞、杂技相伴，以助酒兴。在汉代贵族墓葬出土的陶俑、壁画、石刻、砖刻等*物文**中常可看到“百戏”表演形象就是证明。
这组陶俑的五官、身体比例等各方面，都不如汉代早期陶俑那样写实，但却关注了人物神情的把握与刻画，俑的造型比较夸张，显得生动活泼，给人以强烈的动感。